广州工作时，老同学被他的日本老板派到广州公干。为尽地主之谊，我兴致勃勃地带老同学喝早茶、吃海鲜、观五羊雕像、游珠江夜景。一天下来，突然发现老同学的手机不知所踪，马上拨打号码，回应是“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老同学说：“我是24小时开机的，因为我们老板有规定必须随叫随到。     

    在上海，我从没有丢过手机。现在手机这么便宜，你们广州居然还有人贪……”我尴尬异常。我在广州也丢过手机，广州还有句笑话：“没丢过单车不算广州人。”我热爱广州，但那次遭遇的尴尬，使我不禁萌生了几分对上海的怀念。

    光阴荏苒，往事已渐渐远去乃至淡忘，但对上海人的印象却难以抹去。

    读大学时，我们学生对上海人的了解主要来源于班里的上海同学了。上海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的确精明，学校的每项收费都要问得清清楚楚，高校饭堂的饭菜价格了然于胸，随时比较参照提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理解了上海人的精明。记得有一次，我们宿舍全体同仁一起出去吃饭，买单时几个北方同学你争我抢，仿佛自己不买单就低人一等，就不能表现慷慨的美德，尽管买单之后，自己很可能要靠吃馒头捱到月底了。只有上海人静然旁观，近乎漠然与不屑。

    当时我心里嘀咕：“上海人真是小气。”回到宿舍后，上海同学诚恳地对大家说：“今天这餐饭AA制。大家都是靠父母供养，没有理由慷父母之慨吧？AA制最公平。”我们愕然，原来上海人的精明植根于城市文化沉淀中的那种公平思想，理性地按照社会明示或默认的公平原则待人接物，不吃亏，也不贪别人的便宜。

    一次因公到上海出差。我不仅被浦东、外滩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折服，感受最深的还是上海文明。

    和老同学一样，经过一天的忙碌，我忽然找不到自己的手机了。而且这一天内我去过太多的地方，一点儿都记不起来手机遗忘在哪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用酒店电话拨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意外的是电话通了，一个女人用上海话连珠炮似地教训我太粗心了，丢了东西这么久才打电话来找，害得她们等了半天之类的话。原来，上午我在四平路一个火车票售票代办点购买火车票时，将手机遗忘在售票窗口。当我向售票小姐出示了身份证并准确说出了手机号码后，她们立刻把手机还给我。

    除了又一通善意的教训外，一切都显得自然流畅、顺理成章，倒使我的感激之词显得矫揉造作。这可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千篇一律的情节，完璧归赵的结果，意图表现中华民族的某种美德或精神的中心思想。但对于我，却相当震撼，并不是因为我的手机有多贵重，而是多年来我已罕有这样的经历，久未体验失而复得的那种喜悦原来那么美好。

    在上海乘公共汽车，一般都能发现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特有的市民素质，乘车时自觉排队，良好的普遍的公德意识使孕妇及童叟在上海能享受到理所当然的优先与照顾。而这些在国内其他城市罕有见到，在广州也只有象“丽江花园”这样的白领聚集地的巴士车站才能偶见。小偷是每个城市都存在的社会现象，但素有“胆小怕事”、“只动口不动手”名声的上海人遇到小偷时却绝不胆小，那种同仇敌忾的团结，临危不惧的气势，足以使日渐衰微的“邪不压正”的古训得到证明与宏扬。这样的事例我不止一次亲眼看到。

    这几年常听人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心里也渐渐认同了这种观点。如果让我多一些在上海失而复得的经历，我肯定不会认同那些观点。

    社会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当物质文明甩开精神文明而脱缰狂奔时，沙滩上也留下了越来越多孤独的老人和孩子，以及越来越空虚的你和我。离开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繁荣，就象一株没有绿叶扶持的花，美丽的妖冶，妖冶的邪恶。

    我向往上海，更渴望那种物质和精神兼有的文明。我发自内心地默默祈祷：愿神州大地处处洋溢文明，并使文明永驻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