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虹

    据报道，广东佛山一邮政支局长何丽琼，因在澳门欠下巨额赌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2.68亿元、贪污1.5978亿元，被依法起诉，日前进行了公开庭审。
    这是近一个多月来公布的“官赌”案例之一。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

    中国航天工业供销公司深圳公司原经理王大庆（副厅级）涉嫌贪污、挪用900余万元公款，用于个人购买股票和个人赴澳门赌博等，被北京市检察机关依法起诉。

    湘潭市发改委原主任潘翔凌，从2002年9月至2007年5月，先后37次出境豪赌。其间索取或收受他人贿赂200多万元，挪用及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152万元。不久前湘潭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

    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德华，利用担任国企负责人之便，借公款上千万元。从2001年至2007年，先后出入境120多次，在香港、澳门等赌博场所赌博。目前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官赌”往往是贪污的起因。一些人为筹措赌资走上以权谋私、挪用公款的犯罪道路。在境外赌博的很多是“官赌”，他们利用频繁出境，挪用公款的机会与权力，在境外赌博出手阔绰、一掷千金。据研究机构调查，每年内地通过各种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官赌”常常是权钱交易的手段。“官贪”是后盾，是基础，“官赌”是消费，是出口。“官赌”的根源在“官贪”，查“官赌”的关键是查“官贪”。有统计显示，在检察机关查处的贿赂案件中，80％的行贿者是用公款行贿。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在赌桌上。一些地方打“工作牌”成为一种潜规则。下级陪上级打牌，老板陪官员打牌，或故意赌输，或为其出赌资。送者堂而皇之，纳者心安理得。最终都会有回报，或升一官半职，或在生意上开绿灯。

    针对“官赌”现象，这几年，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但“官赌”仍时有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透明。有些地方领导一个批示甚至一个电话，就能把巨额资金划转到他指定的账户上，任意挥霍，直至东窗事发。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对权力的制约，加快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公款运行的透明监督约束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赌”现象。

    “官赌”也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信仰缺失必然催生赌徒心理，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曾17次坐飞机前往澳门豪赌，输掉公款4000万元，他在党校学习期间，还随身带着《赌术精选》等赌博书籍。这也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情况新考验搞好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