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自今，做官都是有标准的，也就是称职、合格的标准。过去有个说法，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在家卖红薯。现在叫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公仆，公仆的主要标志就是讲贡献。当然，为民作主和为民服务也有程度的差别，全心全意，也就是百分之百，那是最高境界；但要合格起码也得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吧。而一贪那就伸手巧取豪夺，所以贪官无论如何是无法挤进合格的序列的，一旦暴露，虽不一定都无地自容，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但总该有点愧色吧。

然而，斗转星移,今天的贪官的感觉却颇出人预料。比如，原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单独或伙同妻子等人共同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3152多万元，还有960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但在法庭，曾锦春却说“没造成什么民愤”。新疆畜牧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廖邦清说“当地群众公认我是一名好领导”；原河南省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自称“实话实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原兰州市市长张玉瞬更是理直气壮“我是兰州本地人，我做兰州市长对兰州和兰州人民感情很深”。这几个贪官非但没有半点愧色，反面觉得自已是个好官，站在法庭上很冤。

有位高级领导干部告诉我，说有个地方官跑到北京见他的老领导，说谁谁比他多贪多少，谁谁又比他的豪宅大多少，却都升迁了，自己还没挪窝，这公平吗？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想也是，你说郴州曾某，不就贪了几千万吗，比起黄世仁、南霸天，哪有多少民愤？那些厅长局长、市长贪污的钱，许多都是从大款或小一两级官员那里弄来的，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是人家死皮赖脸硬孝敬的，并不是收的苛捐杂税，跟老百有啥关系？有这样的“贪官有理论”，贪官们怎么能认帐服法，怎么不前赴后继！

一些为官者的攀比法，说明官场的潜规则的变化，他们比的对象不再是周恩来、焦裕祿，而是和比他们还坏的恶人比，所以当了贪官还自我感是“好领导”。有人分析说，“民意”和“民愤”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官心官念的变化。从代表民意到遭到民愤，是公仆到老爷的转变。从认可“民意”到接受“民愤”，说明一些官员的为官标准道德底线一降再降。一些尚在台上的地方官员也在以“民愤”为标准当官，在他们看来，只要群众不上访不举报、没有引起社会骚扰，一项政策或举措便可以强硬推广继续执行；一旦遇到“民愤”，则采取强硬手段打压举报人、拦截上访者。以“民愤”为标准为官，让人们对官场有了新的解析路径。

存在决定意识，官场潜规则是贪官滋生的土壤。一些人明知自己所作所为不地道，会招民怨，可他们却觉得底层声音微弱，再怎么“折腾”也掀不起大浪；只要上边信任，能进入“小圈子”，不仅稳坐钓鱼台，还能平步青云。“自上而下”的提拔体制，让相当一部官员只唯上，轻视民意、漠视民声，蔑视民权。曾锦春这样的家伙竟然作了纪委书记，还9年“腐而不倒”，是偶然的吗？他那个地方从一把手算起，多少年就是一伙贪官污吏把持党政大权。这除了上级有关部门“失察”外，干部机制上的漏洞更不可不察。贪官们的良好感觉，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当局者迷”能否提个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