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借此提出一个建议:在出台有关细则时，一定不要做出“责令引咎辞职”、“责成引咎辞职”之类的规定。

    引咎辞职制度是否真能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呢？我们常见的情形是，某官员因某起事故引咎辞职了，但干部级别和相关待遇一仍其旧，而且一年半载之后又高调复出异地为官。不但如此，有关方面还常常言之凿凿地说什么“责令某某引咎辞职”，如今年2月5日新华社报道说，“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在‘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被铁岭市委责令引咎辞职”；2007年2月23日新华社报道说:“农行近日决定，在邯郸分行特大盗库案未查结前，对部分责任人先行采取组织措施，责令河北省分行行长瞿建耀引咎辞职”。言下之意，有关方面对涉事官员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该官员受到教育后主动引咎辞职，双方该做的都做了，算是对公众有一个像样的交代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顾名思义，“引咎辞职”之“引咎”，是指官员主动把某起事故或某个事件中的过失归到自己身上，表示要为此承担责任。既然“引咎”是主观行为，那么从逻辑上讲，“引咎辞职”就不能是“责令”的产物，因为一旦有了上级“责令”，辞职就成了迫于某种压力的被动行为，而不再是官员主动的自然选择。换言之，“责令引咎辞职”要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病句，要么是一种有悖常理的表演，当不得真。

    事实上，无论是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还是在《公务员法》中，都只有关于官员“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规定，却并无“责令引咎辞职”的规定。这说明，《条例》和《公务员法》的制定者懂得，“引咎”是不能靠“责令”来实现的，如果官员在“责令”之下“引咎”，那不过是缺乏诚意的装样子、走过场。

    既然“责令引咎辞职”是一个伪命题，为何有些地方欣欣然乐此不疲呢？这大约只能解释为，有关方面“责令引咎辞职”的决定之做出，本身就很不严肃，因此对于被“责令”的官员是否真的对自己的过失有深刻认识，他们也并没打算较真——反正只要官员辞了职，就算是对公众有了个交代。

    一个官员辞职的时候，不必要求他一定要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他能够主动“引咎”固然不错，不能主动“引咎”就按规定责令其辞职或将其免职就是了。相较之下，一个官员因为某起事故辞职，在他复出之前，我们倒是有理由要求他拿出实际行动或证据，证明他对自己此前的过失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反省，对将来可能重新担任公职有了更诚恳的愿望和更切实的准备。只有在他消化了自己的保留意见，表示了悔过的真心和重新开始的诚意之后，有关方面让他复出任职，才称得上是对他本人负责、对公众负责的决定。

    正如我们可以要求别人道歉但不必要求“真诚道歉”，有关方面可以责令官员辞职，但不能“责令引咎辞职”。这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